【摘要】法制秩序的狀態(tài)和國家的興衰密切相關(guān)。中國古代經(jīng)歷了很多盛世，盛世的標(biāo)準(zhǔn)和他的一個動力就是法制，沒有不講法制的盛世。中國古代的思想家、政治家對法制的論斷很多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，先人留給我們的法制遺產(chǎn)、治國理政方面的經(jīng)驗是真實的、深厚的、非常寶貴的，值得認(rèn)真研究吸取。

　　【關(guān)鍵詞】傳統(tǒng)法律文化 ; 法律工具主義 ; 法律權(quán)威主義

　　最近習(xí)總書記的講話中，多次提到了中國傳統(tǒng)法律文化，表明他對中華民族歷史的尊重以及對以史為鑒的重視。確實是，中華民族法制的歷史不僅源遠流長而且經(jīng)過了四千多年的發(fā)展一直沒有中斷。所以人們經(jīng)常說中華民族的文明對世界有著影響，其實中華民族的法制文明對世界的法制發(fā)展同樣有巨大的影響。就唐朝法制來說，影響了周邊的國家一千多年。我今天想從鑒古明今方面講幾個問題。

　　一、肅清法律工具主義的影響，牢固樹立法律權(quán)威主義的觀念

　　談起法律工具主義，還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(jì)左右，管仲提出依法治國。此后，法律就被公認(rèn)為是治理國家的工具。所謂治世之具，也可以叫治國之具，法律的工具主義從這兒就開始了。到唐朝，魏征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。他說國家好像是一匹奔馬，騎在馬上的騎手就是皇帝，皇帝手中拿的鞭子就是法律，這樣就把法律工具主義更加形象化。既然古代的法律是君主手中的鞭子，這個法律必然受到君主的影響。遇有開明的君主就能夠發(fā)揮法律治世功能的作用，遇到昏君那就沒有辦法發(fā)揮法律的治世功能。歷史事實也確實如此。唐太宗時期就是個講究法制的時代。當(dāng)時，針對官吏假冒偽造履歷，唐太宗說了一句話，以后再遇到假冒履歷的官員必死不赦。不久，又發(fā)現(xiàn)了假冒履歷的事情，大理寺少卿戴胄據(jù)法斷流，沒有斷死刑，唐太宗就非常不高興，說我說過以后再有一定要處死。這時戴胄講了一句話，他說什么是法，法是“國家布大信于天下”，不能因為皇帝一時喜怒的意見，使法喪失了大信，這樣說服了唐太宗。唐太宗說了一句話，法乃天下之法非朕一人之法。所以皇帝也遵法了，這就發(fā)揮了法律的工具主義的作用，這是遇到了明主。

　　遇到了昏君的時候，就是法制的敗壞。隋文帝本來是很重視法律的，但是到晚年任意為法。比如說六月天要判處犯人死刑，大家就勸解他從漢以來都秋冬行刑，六月天不能判死刑。他說六月天為什么不能判死刑呢?六月天還有雷霆震怒，雷還會擊人呢，我是皇帝我也可以殺人。所以法律工具主義是人治下的法制，遇到明主確實起到了治世的功能，但是遇到昏君的時候便不能發(fā)揮積極作用。法律工具主義不僅影響了整個古代社會，也包括近代社會。想起用法就把法拿出來，不想用法就把法收起來。所以今天我們要牢固樹立依法治國的法律權(quán)威主義的觀念，就必須肅清法律工具主義的殘余影響。

　　二、法與改革的關(guān)系

　　法與改革的關(guān)系就是古人所說的改制與更法。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處于社會大變動時期，其經(jīng)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是聯(lián)在一起的。到漢以后，專制制度牢固建立起來，談改革多半都是經(jīng)濟體制改革。無論是先秦的也好，以后的也好，體制改革總是和法制密切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也就是說，成功的改制，成功的改革都是和法制相向而行。舉一個大家知道的例子，就是商鞅變法。商鞅變法就經(jīng)濟體制改革來說，是建立一家一戶的封建的生產(chǎn)方式。政治體制改革是廢除世卿制度，建立軍功爵制。這次改革借助于法律，頒布了許多新法。開阡陌，封疆令，廢除了過去的土地國有制。頒布二十等軍功爵令，獎勵首功，廢除世卿世祿。這些法律明確地提出改革的內(nèi)容和方向，對改革起了引導(dǎo)作用。其次商鞅也利用法律掃除或者是減除阻礙改革的舊勢力。把反對改革的舊貴族，甚至太子的師傅處以肉刑，借以推動改革。最后是運用法律來鞏固改革的成果。這些成果得到了秦國百姓的擁護，所謂秦民大悅。盡管商鞅被處以死刑，但其法未敗。所以改制與更法密切相關(guān)，成功的例子都是改制與更法相向而行。

　　三、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警世觀點

　　中國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很好的觀點，具有警世恒言的價值，這里提出以下幾點：

　　第一，不能以私害法。私是私心雜念的私，不能以私心、私利、私權(quán)來危害法律。這個話是慎到說的，“法之功，莫大于私不行”，“立法而行私，其害也甚于無法。”商鞅也講過，以私害法者國必亡。立法之后，絕不能以私利、私心來危害到法律，否則就傷害了“治功大定”的法律價值。

　　第二，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?！边@個話是商鞅講的，就是針對反對變法的舊貴族勢力說的。與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”相對立的是“法之能行，自上守之”。上守法法律就能夠獲得執(zhí)行。舉漢初一個例子。漢文帝出行的時候被人把馬弄驚了，這個人犯了罪叫犯蹕罪，由廷尉審理，判處罰金四兩。漢文帝非常惱火，認(rèn)為判的太輕。廷尉說，你要是不把這個犯人交給我，你愿意怎么判怎么判，你交給我了，“廷尉，天下之平也。一傾天下皆為之輕重。”廷尉作為國家最高司法官，執(zhí)法是否公平公正影響到全天下的司法。這個話也說服了漢文帝。所以法之能行自上守之。漢文帝守法、遵法，帶來了文景之治。貞觀時期也是一樣，唐太宗遵法、守法，整個天下，整個國家都遵法。史書說，“王公貴族皆至清謹(jǐn)”不敢觸犯法律，因為皇帝遵法。

　　第三，德法互補互用。公元前1100多年，西周建立了政權(quán)以后，思想家、政治家周公提出“明德慎罰”法律思想。他為什么會提出德呢?就是鑒于商亡的教訓(xùn)，認(rèn)識到民的作用、民的功能、民的價值。他說“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,”“人無于水監(jiān)，當(dāng)于民監(jiān)”?？梢?，“明德慎罰”是重民的結(jié)果。從明德慎罰到德主刑輔，再到唐律中“德禮為政教之本，刑罰為政教之用，”并且將其比喻為自然現(xiàn)象的“昏曉陽秋”般永恒和不變。這說明德法互補互用是中國古代控制社會的二元手段，以德為主宰的中國古代法制表現(xiàn)了中華民族理性的法律思維。

　　第四，治法和治吏的兼顧。唐朝有位詩人叫白居易，他說，“雖有貞觀之法，茍無貞觀之吏，欲其刑善，無乃難乎?！必懹^時期的法律是好法律，而且有一批良吏如房玄齡、馬周、魏征等。所以貞觀法律能夠?qū)嵭?。到白居易時代所面臨的官吏群體不行了，君子少小人多，所以他發(fā)出“雖有貞觀之法，茍無貞觀之吏，欲其刑善，無乃難乎”的慨嘆。關(guān)于法和吏的關(guān)系，歷代多有議論。如明末的王夫之，他說，“任人任法，皆言治也?！比稳司褪侨喂伲墒菃渭?nèi)稳?，是“治之蠹也”，單純?nèi)畏?，也是“治之蠹也”。結(jié)論就是，擇吏而授之與法，選擇良吏把法律交給他讓他去執(zhí)行。法與吏統(tǒng)一，治法與治吏結(jié)合，這是古人治國理政的重要經(jīng)驗。

　　第五，“官民知法，互不相欺?！边@來自法家的思想，法家主張法一定要讓大家都知道。商鞅變法時，“婦人嬰兒皆知商君之法”。皆知商鞅之法，就是說商鞅變法的時候使老百姓都知道法制。法律讓老百姓知道有什么好處呢?商鞅的話非常有價值?！肮僦裰ǎ什桓乙苑欠ㄓ雒瘛?，當(dāng)官的知道老百姓知道法律，所以不敢以非法來對待百姓;反過來也講，“民知官知法，故不敢以非法干官”，老百姓知道官也知道法律，不能用非法來干犯他。官與民都知法，能夠做到互不相欺。

　　第六，“援法斷罪，罪刑法定?！边@個思想最早是法家提出來的。到了公元3世紀(jì)的晉朝，被法律化。劉頌提出，判罪的時候都應(yīng)該有法律令的正文，如無正文，依附《名例》斷案，《名例》的內(nèi)容類似于現(xiàn)在的刑法總則，《名例》也不載，皆勿論。至唐律明確規(guī)定，斷罪的時候一定要詳細地以法律條文來判斷，如果執(zhí)法官不引法斷罪的話，這個官要笞三十。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罪刑法定制度。除此之外，還從另一方面做了一個補充規(guī)定，那就是斷罪不如法的懲罰。中國古代的罪刑法定比資產(chǎn)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罪刑法定主義早了一千年。

　　第七，中國古代的考課制度與考課法。中國古代很早就實行對官吏的考課，考課就是考核。宋朝的思想家、文學(xué)家蘇荀講過一句話，“有官必有課，無課是無官也”。有官一定要考課，不考課就沒有官了?！坝姓n必有賞罰，無賞罰是無課也”，考課是和賞罰密切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。戰(zhàn)國始實行考課，到了唐朝考課制度化了。一年一考，四年一考，而且有法定的標(biāo)準(zhǔn)，很明確、很細致，所謂四善二十七最。到了清朝的時候，標(biāo)準(zhǔn)簡化，變成了“六法考吏”?！傲ā本褪歉≡辍⒉帕Σ患?、老、病、疲軟、不謹(jǐn)。地方官三年一考，叫“大計”;京官三年一考，叫“京察”。古代的考課制度有法、有標(biāo)準(zhǔn)、有制度?？颊n制度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呢?一個是選拔官吏，罷黜那些貪腐的官，使得懲貪和獎廉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獎勤和罰懶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這是考課制度很大的一個長處?？颊n有一系列的制度，有一系列的標(biāo)準(zhǔn)，在一段時期維持了官吏的素質(zhì)。

　　第八，“奉法者強，則國強;奉法者弱，則國弱?！表n非說“國無常強，無常弱。奉法者強，則國強;奉法者弱，則國弱?！边@句話表明，法制秩序的狀態(tài)和國家的興衰確實有密切聯(lián)系。中國古代經(jīng)歷了很多盛世，如西周的“成康之治”、漢初的“文景之治”、唐朝的“貞觀之治”、清朝的“康乾之治”。盛世的標(biāo)準(zhǔn)和他的一個動力就是法制，沒有不講法制的盛世。中國古代的思想家、政治家對法制的論斷很多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。這方面例子很多，說明法文化的底蘊是非常深厚的。先人留給我們的法制遺產(chǎn)、治國理政方面的經(jīng)驗是真實的、非常寶貴的，值得認(rèn)真研究吸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