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海

　　在新中國的法律史里，很多地方都談到周鯁生教授。他是新中國憲法起草的四位顧問之一，曾為毛澤東、周恩來講授國際法、講解國際條約規(guī)則;作為武漢大學的校長，曾力拒白崇禧將武漢大學遷往桂林的命令，做到了“保產(chǎn)護校，交給人民”;他還是新中國國際法的奠基人和劃定領海寬度的人。在豐富多彩的法律人生里，他最大限度地向社會貢獻自己的法律知識，一刻不曾停歇。

　　投身革命的法學博士

　　周鯁生原名周覽，湖南長沙府長沙縣人。1889年3月6日，他出生于一個貧寒的教書先生家庭。不幸的是，他4歲喪母10歲喪父。寄人籬下苦讀了三個春秋之后，他以文章名列榜首考取秀才，“神童周覽”一時傳為佳話。1906年，17歲的周覽獲得官費留日的機會，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、法律、經(jīng)濟等學科。

　　在日本留學期間，周覽憤于清室腐朽，國弱民窮，一面發(fā)奮讀書，一面積極投身反清活動，參加了孫中山、黃興等人組織的同盟會。辛亥革命前，周覽回國趕到武漢，與李劍農(nóng)、楊端六等人在漢口創(chuàng)辦《民國日報》，宣傳民主革命。由于該報積極反對袁世凱稱帝，報社遭到查封，編輯人員被通緝。周覽只身逃到上海，從此改名周鯁生。他得到黃興的支持和協(xié)助，并獲湖南省官費，于1913年再度離開故國，赴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。

　　1921年，周鯁生在英國獲得法學博士學位，回國后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總編輯。第二年應蔡元培的邀請，赴北京大學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。隨后，周鯁生寫就《領事裁判權(quán)問題》，從國際法角度論證侵害國家主權(quán)的領事裁判權(quán)“斷乎不能任其存在”。1926年，北伐開始后，他放棄北大教職，南下趕赴廣州參加革命，后隨北伐軍來到武漢。據(jù)說，周鯁生以文人之身從事革命，絲毫不怯槍彈，甚至提出自己在反袁時期曾經(jīng)負責炸藥工作，以此主動請纓，希望與其他革命青年一同走繼續(xù)北伐之路。

　　不過，這位愛丁堡大學的法學博士更擅長的武器并不是刀槍，而是自己的國際法知識。1926年冬，周鯁生應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之邀，擔任外交部顧問，四處推動收回“國權(quán)”的運動。他協(xié)助國民政府以“革命外交”之手段，先后收回了漢口、九江英租界。他在《革命的外交》一書中，提出對待老練的帝國主義，就應該采取“主動的、攻勢的”外交，并且要“利用民眾勢力”來“打破一切傳習成見和既存的規(guī)則”，“對于既存的國際規(guī)則、慣例或條約的束縛，都要一概打破”。這個時候的周鯁生，可謂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貢獻了一介書生所能貢獻的全部力量。

　　用國際法武器來抗擊日寇

　　北伐勝利后，周鯁生先后擔任南京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、武漢大學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、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參議。在日軍侵華期間，他不僅運用國際法學到處演講鼓勵抗戰(zhàn)，而且身體力行地組織民眾抗戰(zhàn)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戰(zhàn)，充分展現(xiàn)出了自己的學識、勇氣和愛國情懷。1932年，英國李頓爵士率領“國聯(lián)調(diào)查團”來我國調(diào)查“九·一八”事變，某些人偏袒日本帝國主義，說事變的發(fā)生起因于我國同胞抵制日貨，是反日運動所造成的。周鯁生在這次與調(diào)查團的談話中，引經(jīng)據(jù)法，結(jié)合形勢，有力地駁斥了李頓調(diào)查團某些人的片面之詞。此外，他還四處進行演講，鼓舞民眾堅定抗日決心，僅為武漢大學師生演講的講稿已公開發(fā)表的就不下30篇。其中，《日本對華侵略政策》《東省事件與國際聯(lián)盟》等，都成為國際法后世學者必讀的經(jīng)典檄文。

　　從1932年7月開始，身為學者的周鯁生更深入地參與到政府抗日的決策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參與最高決策，周鯁生憑借的是自己的國際法知識和對國際關系形勢的判斷。戰(zhàn)事一開，周鯁生就提出，不能做一國單獨出兵援華的準備，要注意避免成為妥協(xié)外交的犧牲品，應該在持久抗戰(zhàn)的局勢下，策動一種基于英美合作之上的國際或聯(lián)合的干涉行動。他認為，在世界上侵略與民主兩大集團初現(xiàn)端倪的時刻，“中國的利益與命運與世界民主國相聯(lián)系”，對德意兩國日益有害于我國的政策，“決不能作與吾有利之期望”。他的判斷，不但被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的走向所證明，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抗日戰(zhàn)爭的方向。

　　為我國外交贏得較大空間

　　1945年7月初，抗戰(zhàn)即將勝利的前夕，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決定由周鯁生接任武漢大學校長。武漢臨近解放時，白崇禧曾命令武漢大學遷校桂林。周鯁生當面予以拒絕。1949年4月，他在學校迎接解放的座談會上公開表態(tài):“在任何情況下，決不遷校!”并對學校的安全和師生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。在學校緊要時刻，他臨危不亂，態(tài)度明朗堅定，穩(wěn)定了全校人心，最后，把武漢大學完好無損地交給了人民，為新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(yè)作出了貢獻。

　　新中國成立后，周鯁生主要從事外交和立法工作。他擔任了1954年憲法起草工作的顧問。他為恢復我國在聯(lián)合國的合法席位進行了一系列斗爭。他親自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文國名為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。他建議使用“中國人民志愿軍”的名稱赴朝作戰(zhàn)，為我國外交斗爭贏得了較大空間。

　　1958年8月，周鯁生等三位國際法專家應召到北戴河面見毛澤東和周恩來，為兩位領導做有關領海寬度和領海法律制度等問題的咨詢。三位專家認為，中國應以12海里為領海寬度。同年9月4日，根據(jù)周鯁生的建議，中國政府頒布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領海的聲明》，第一條宣布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海寬度為12海里，并適用于臺灣和澎湖列島”，并宣布渤海為中國內(nèi)海。自此，中國有了法定領海寬度。

　　1964年，他完成了60萬字的巨作《國際法》，此書介紹了國際法的來龍去脈，以及西方的國際法理論實踐、蘇聯(lián)及第三世界的國際法觀點，并將“和平共處五項原則”等新中國的外交實踐上升為現(xiàn)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寫入此書，該書于1970年出版。

　　1971年4月20日，周鯁生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3歲。一生中，曾經(jīng)是無助孤兒、神童秀才、才子周覽，后來是同盟會員、留英博士、商務印書館總編輯，再隨后成為北京大學教授、北伐戰(zhàn)士、外交專家，周鯁生就這樣離開人世，留下令人贊嘆的光彩一生。

　　(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史學博士)